把更大的力量放在发展实体经济,特别是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来。这是中国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关键所在。
今年以来,各地区、各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,贯彻科学发展观,加快转变发展方式,推动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,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。内外需增长动力更趋协调,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,农业生产形势良好,结构调整积极推进,金融体系健康稳定,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新进展,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,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保持良好态势。值得高度重视的是,国内外环境日趋复杂,出现不少新情况、新问题,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清醒头脑,冷静观察,科学判断,未雨绸缪,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。
近年来国际社会密集出现针对我国企业“走出去”对外投资行为的争议,分析了这些争议的主要类型和争议背后的深层次原因,认为争议在所难免并将长期存在,而且很有可能越来越多。这些争议对中国企业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非常不利,因此,报告提出了继续大力开展经济外交、推进半官方机构和民间机构与企业一同“走出去”、建立更广泛的部委协调机制等六条对策建议。
从国际看。世界经济不确定性、不稳定性上升,更加凸显复苏的长期性、艰巨性和复杂性。最近,市场对“二次探底”的忧虑有所加大,新的不稳定因素增多。
一是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加大。近期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11年至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都调降至4%,重点调低了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。美国个人消费持续疲软,失业率居高不下,房地产市场依然低迷,经济自主增长动力不足。欧元区经济一、二季度环比增速分别为0.8%和0.2%,失业率高达10%。日本一、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.9%和0.5%,消费者信心指数和企业家信心指数都明显降低。新兴经济体总体上仍然增长较快,但增速都在放慢。
二是一些国家主权债务危机进一步扩散。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正由外围国家向核心成员国扩散,短期内很难达成有效解决方案,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较大。美、日主权债务违约可能性小,但评级下降会打击市场信心,对金融市场稳定带来冲击。
三是全球流动性过剩问题还会持续。主要发达经济体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,美国已将低利率政策延长到2013年年中,还可能推出或变相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;欧洲央行已暂停加息。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也由控制通胀转向保增长,如果外部经济环境恶化,不排除重启宽松货币政策的可能。全球流动性还在进一步泛滥,通胀压力仍然较大。
四是政府调控受“两难”制约。就财政政策来说,大幅削减赤字、减少社会福利支出、增加税收的财政紧缩措施,有利于降低债务水平,缓解主权债务风险,但这将导致个人消费能力下降、经济放缓。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财政赤字,财政的可持续性将成为长期难题。就货币政策来说,发达国家扩张性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边际效应明显减弱,副作用明显增多。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,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动荡加剧,很大程度上与市场信心下降有关。
国内看,我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、不协调、不可持续的矛盾仍然突出,又面临一些新情况、新变化。主要是:经济增长的需求动力减弱、经济增速缓慢回落与物价仍处于高位交织在一起,宏观调控的难度加大;一些中小企业受多重因素挤压经营困难,特别是小微型企业融资难问题突出;节能减排形势十分严峻,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无序竞争加剧;国际市场需求不振,加上综合成本上升、人民币持续升值等因素影响,出口企业面临较多困难;食品安全等民生领域还存在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,等等。
中国加入WTO的选择是正确的,这一点毋庸置疑。但是,世贸组织对各国设有许多苛刻条件,中国也被迫做出了妥协和让步,在很多方面仍受制于欧美。比如其至今仍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,针对中国的反补贴、反倾销迄今也未停止,中国在很多方面并没有得到公平待遇。
入世后,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该调未调。中国对外开放之初实行鼓励出口、吸引外资、稳定外汇的政策,但2005年,中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,国家每年用7300亿元补贴支撑出口,过度出口形成了民工荒,进而出现了国内通货膨胀、贸易顺差,并带来国际贸易保护的外部压力。
总体来看,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应做出以下三方面调整:一是2005年后,我国开始出现“民工荒”,此时应从鼓励出口及时调整到追求国际收支平衡上来。通过鼓励落后产业出口来赚取外汇、形成贸易顺差,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不利的。二是应该从盲目吸引外资、只重数量不重质量,调整到促进技术进步、产业升级上来。上个世纪90年代,吸引外资的策略是正确的,对东南沿海的快速发展、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。但是,许多地方政府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当做衡量政绩的指标,为发展经济不惜造成环境污染,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。三是应将僵化的汇率政策调整到更灵活、更具弹性的汇率政策上来。人民币汇率一直未达到均衡汇率,造成大量热钱持续流入中国,有时每月达到500亿美元,央行被迫回笼,不仅令经济失衡,股市也受到影响。